大多数人都知道生活并不总是令人欣慰的。生活可能是艰难的，有时事情发生突出了这一点。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最终会在一些我们不想去的地方结束。医院里的急诊室和重症监护室很快就会浮现在脑海中。

公平地说，医疗中心从未真正被设计成欢迎度假者、游客、寻欢作乐者和日间旅行者的旅游目的地。他们不必如此。让我们面对现实吧，人们不会去医院寻找食物、饮料和娱乐，尽管有些人在经历了漫漫长夜的嬉戏之后，最终还是找到了一家。人们之所以去医疗机构，是因为他们的替代品不多了，或者他们被带到那里是因为他们没有条件独自行动。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可能会在感觉到消毒气味的时候开始朝相反的方向跑。

尽管这些设施令人痛心，但医院通常总是很忙碌。不是每个人都会逃跑，即使是那些有能力这么做的人。大多数入院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并不享受在场的需要，但是还有其他人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大厅里走来走去，选择留在那里。他们随时可以提供帮助，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出于某种帮助的愿望。他们是非常体贴的个体，他们选择提供他们的服务，许多人是在志愿者的基础上这样做的。

我给予这些人不朽的荣誉。他们选择在一个骨折、疾病、血液和呕吐物普遍存在的地方服役。如果是我的话，我宁愿在糖果店或冰淇淋店帮忙。我喜欢糖很平常的样子。然而，我看到的志愿者并不需要这种甜蜜的激励。这些人甚至没有得到金钱上的补偿，更不用说甜美的、颓废的财富了。

我之所以看到这些人，是因为我还花费大量的空闲时间在费城一个比较繁忙的地方为医院做志愿者。我这样做的幌子是向他人提供帮助。然而，事实上，我去那里是出于自私的原因，尽管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医院的工作人员、主管和管理人员都认为我是一名高尚的志愿者。他们认为我是出于好心选择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不会把自己完全卖空。我确实在帮忙，尽管这不是我真正的动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允许我拥有我所拥有的自由。我是一个有执照的婚姻和家庭治疗师，简称MFT，我最初主动提出作为一名悲伤顾问帮忙。

一开始，我在访问区和后面的办公室等待，我允许护士和医生带领人们找到我。最终，在证明我可以提供真正的支持之后，我变得更加大胆，在那里我会等待。我站在急诊室的行政和分诊区，和医生、护士和急救医疗技术人员聊天。

然而，最终我想要的不仅仅是这些。我希望能够自由和完整的访问整个急诊室，包括治疗室，我的注意力并没有就此结束。我还希望有能力在重症监护病房自由旅行。我看不到我在等候室里能看到什么，从一个藏在角落里的办公室，或者窗帘后面看到什么。我需要靠得更近，更接近那些即将死去的人。

起初，我听到我的请求，在设施漫游，遭到了监督人员的抵制，最终遭到了医院董事会的反对——这些医生和管理人员就如何花费数百万美元做出所有决定，并在每年的筹款晚宴上随心所欲地坐在任何地方。他们认为一个悲伤咨询师不应该像在等待突袭一样跟踪他。我猜他们认为我可能渴望成为某种死神。

事实上，我可以看出他们的观点。当病人死亡时，一个人要求在任何设施中走动，以便在病人死亡时身处现场，听起来更像是一个食尸鬼而不是辅导员。我试图为自己的上诉辩护，说我只是简单地靠近他们，这让我更加同情那些我打算帮助的人。最后，我的存在消除了我的超然感，这让我更好地理解了那些刚刚失去亲人的人们的悲伤。遭受损失的人如果知道我亲眼目睹了真实的死亡，他们也会更愿意和我交谈。这给了他们一种与我的联系。这在纸上听起来不错，但我对积极的答案没有太大的信心。

不过，一个年轻的医生成为了我为数不多的几个好朋友之一，他为我争取到了一席之地。他的名字是保罗·帕西姆博士。他是一个年轻人，他欣赏我的能力，以一些知识谈论大多数体育话题。这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只需要一段美好的回忆和每天对体育版的细读。我猜想他喜欢我在急诊室附近转悠，想确保我不会离开，因为董事会的决定可能会侮辱我。

当他们接受我的请求时，他会见了他们，向他们解释我从来没有妨碍过他们，我从来没有扑向任何人，而且我对周围的环境极为尊重。他坚持说我就像架在架子上的便盆一样热情洋溢。没有人真正注意到它，但是当需要的时候它会派上用场。他坚持说他在一次会议上真的这么说了，我没有理由怀疑他。

我被允许随意在医院里走动，但有一项理解是，如果病人、病人家属、甚至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提出一项申诉，这项特权将被取消。如果没有这样的抱怨，我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

最初的几次我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我不得不回击对我的决定的严重怀疑。近距离亲眼看待死亡并不容易，尤其是那些死于极端创伤的人。

正如我之前暗示的那样，急诊室可能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地方，我不是来这里和那个背部不好或者胃不舒服的女士牵手。我要找的人通常都是被裹着深红色绷带的人，身体外面粘着塑料管。他们无法抬起头来看你，有时他们的脸是如此肿胀和血腥，以至于即使可以也看不见你。

在重症监护室漫游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些人是生死边界之间的平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