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小镇街道上渡过的。

父亲是个工人，在距家七八里外的工厂上班，母亲在门口做点小生意。我没有见过奶奶，她早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爷爷和二叔一家生活，虽然住在一个院子里，但我觉得爷爷对我们姐弟三个孩子没有多少爱。

祖辈的爱来自外祖父母，他们也住在这条街道上，步行过去也就几分钟路程。

进入八十年代，母亲被优化离开干了十年的乡办修配厂。

八十年代初，整个社会有一种蓬勃的精神面貌，家对面的镇文化站，有一个男人，常常在文化站制作板报。板报的内容不外乎宣传政策和讽刺社会现象，还盖了一个小型影剧院，有戏曲演出和电影放映。

当时电视还是稀罕物，村镇上的人，大都精神生活匮乏。每当演戏或放映电影时，会有大量人涌入影剧院。

父亲看准时机，买入几麻袋生葵花籽，用家里大锅炒熟，装入报纸折成的三角袋子，让母亲在影剧院门口兜售。影剧院门口兜售瓜子的人多了，母亲放弃了这个生意。

父亲用钢筋焊了一个手推车，母亲推着挂满商品的车，在供销社门口卖一些针头线脑的小百货。

在供销社门口做生意，母亲用一个黑色的人造皮革手提包装钱。一天逢集，集上人很多，母亲忙着卖货，不留神，装钱的手提包被别人提走了。

当时我正和弟妹在人家院子里玩耍，有个人跑来告诉我：“你家钱让人偷了，你还在这玩！”

我跑到供销社前，母亲摊前围着许多人，听到母亲和人说，包里有半个来月卖货钱?；固轿Ч廴巳褐杏腥朔⒊鼍荆∧盖姿淙灰涣辰孤?，但整个人还保持着镇静，看见我后，让我带弟妹回家。

经过多方打听，父母知道了偷钱的是临村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没有父亲，和他母亲相依为命，但他们并不承认拿了钱。

父母买了东西去了那家，说了很多好话。最后通过中间人，父母承诺不追究责任，并且把毛票留给对方后，才把大部分钱要了回来。

几年后，父亲和二叔合伙盖了房，母亲有了一个小门面，开始在家门口做生意。

母亲在供销社门口做生意时，常常顾不上做饭，我们姐弟三人吃饭，基本是在外祖父母家解决。有了门面后，我们就回家吃饭了。母亲除了做生意，还要做饭，真是忙到飞起。

那几年父亲上班，只能抽空帮母亲，我们姐弟上学，基本帮不上她。也不知她是怎样在做生意，做饭，做家务，喂猪喂鸡，干农活中熬过来的。

开始卖的商品花样多，后来只卖鞋子，冬天的棉鞋，夏天的凉鞋，下雨穿的雨鞋，还有平常穿的布鞋。

母亲卖鞋最鼎盛的时候，是八十年代后期和整个九十年代，也是她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的时候，我记得她经常三天两头去市里批发市场进货。

天不亮，她就搭上去市里的过路中巴车。车上满满当当的都是人，除了上班的人，就是进货的人和提着水果去市里卖的小贩。运气好会有位子，运气不好就一路站着。

到了批发市场，去相熟的摊主进了货，又背沉重的货坐中巴车回家，最好赶在中午前回家，不耽误我们放学回家吃饭。

我曾经跟着她进过一次货，看到母亲把四五十斤的一包毛线，一下扛在肩头，另一个手还提着半个袋子布鞋，她快步挤出人群，我在后面小跑跟着。

听母亲讲，有一次进货，一大早她下了车，顾不上吃早饭，抄近路往批发市场走，那条路两旁都是破败的房屋，有些做生意的人租住在其间。

有一个小伙子骑自行车从她面前经过，距她不远的地方，小伙子掉下来一个钱包。母亲本能的喊了一句: “钱包掉了！”小伙子好像没有听见一样，骑着车走了。

她犹豫着要不要捡起来，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一个人，捡起了钱包。他打开钱包看了看，在母亲眼前晃了晃，对母亲说：“里面有好几百块钱，你把你身上的进货钱给我，我把这个钱包给你。”

母亲踌躇了，刚才那一眼，她也没看清，但感觉钱包装着厚厚的钞票，她口袋里只有两百多块钱的进货钱，钱包里的钱可能有五六百。

母亲脸涨得通红，有些动心。但是母亲转念想了想，自己丢过钱，知道丢钱的难受，这要是把人钱分了，太不道德了，就摇了摇头，让那个人去找失主，自己走开了。

也就是这样的不贪心，让母亲免于了一次上当受骗。

她后来听说，这是一个骗局，原来那个骑车的小伙子和这个捡钱包的人是一伙，他们在唱双簧，钱包里厚厚的钱，都是纸。

摆摊卖鞋，成了母亲一辈子的职业，直到现在七十多岁，她还在门口卖着鞋，只不过，现在卖鞋已经成为她的一种寄托，是侍候完外婆，给弟弟做完饭后，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

愿母亲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