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老师是我小学时候的音乐老师，今天和室友子豪下午在宿舍聊小时候的中国教育回想起来的。
我小学在越秀区的桂花岗小学，在越秀区已经是名校之一。那时候的美术教材上都有我们的体育老师黎老师（我忘了全名），是桂小比我们早几个年级的学生画的水彩画，惟妙惟肖。黎老师本身也是让我很记住，就像我们当时的校长孔校长，一年级到三年级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梁老师，四年级到六年级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龙老师、数学老师容老师。那时教学普通话和粤语都有，但我说的不好，也有很多听不太懂——我熟练掌握粤语还是初中、高中时，初一尚且被同学笑，初二初三以后就得到了认可。
但这些老师我还记得姓氏，包括梁老师的先生姓朱，公子应该是叫朱思敏（音，不是很记得清楚，怎么像个女孩子），放学了都在办公室等老师，我们经常能见到。我今天要说的，是我们一年级到不记得几年的音乐老师，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上学下学都是骑自行车的，年纪虽大，功夫却是「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先生上课都是在电子琴教室，上课前双手刷过琴键，打铃过后恰好乐曲终结，然后鞠躬：同学们好。
老先生讲故事一般用普通话，这年纪普通话说得好说明是有文化的——不像今天，全广州几乎都在讲广州话，只能在食肆、菜市场听到熟悉的粤语，精英都是说普通话的——从外地涌入。
今天我们来讲聂耳的故事。
聂耳之外，他还讲了冼星海、田汉等爱国音乐家的故事，讲着讲着激动起来（他全程站着不曾坐下，小学都是这样），手舞足蹈，虽然我们的年纪才他的零头，却不曾觉得老先生有架子。
具体的课程内容我忘差不多了，一个插曲是有位同学和我打闹，下课时候把我的音乐书丢上了吊扇那，瞬间被碎纸，老先生主持公道叫他买了本书赔给我，书到之前我先用他的。然而这位同学到毕业前我们关系都不赖，只是如今失联。他叫什么名字我还记得。只是小学的人走动太快，正好我们是在一个大城市疯狂扩张的年代，老师都换得很快，别说同学。只是有趣的事，广州的同化能力还不错，一开始我们都是讲普通话的，后来慢慢粤语成了唯一的沟通语言。我幼稚园时候学过一部分，老师有教，我们广州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的老师都是本土人士。我后来却因为小学不够年龄在老家 gap year 了一年以致后来重新学习，不过我初中就已经搞明白了系联法和反切，推出一个不认识的字并不难，偶尔遇到出韵的字出点洋相也没什么。
老先生的音乐课还教我们玩沙锤、手鼓一类，甚至站起来一列一列搭着肩膀随着音乐声在教室里开火车一般玩耍。这是我很多年后都回味的，因为后来的年轻音乐老师都做不到这种互动，虽然教室崭新整洁，可以席地而坐，在阶梯上听老师弹琴、放动画片，却不如一位老人带着我们玩耍惬意，就像爷爷一样。
后来老先生大概是退休了，我家的院子里也很少看到他。这些年想起来不知是否健在。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吧，这么丰富的阅历和才华却在教小学一年级学生，我隐约感受到他是热爱晚辈所以才来这所离家最近的小学，不然的话怎么不顾别人认为的屈才来这里？就像我大学时候的英语老师——王先生（King），以前是高级翻译官，退休了来大学和孩子们玩玩，教学很轻松，不管考勤和作业，就是敢于嬉笑怒骂，有时说你们孩子们负担太重，有时说你们孩子们吊儿郎当，反正这年纪也不担心讲错话得罪人被穿小鞋。
小学毕业后我无数次路过校门口，老先生退休时我们三年级刚过，是区一级小学，毕业时候则市一级了。但我没在进去，尽管我记得那里的田径场在很多店铺的二楼楼顶拼凑出来，那里的游泳池虽然很浅却让我无数次恐慌——那里的老师估计一个都不认识，也就在路过的时候回想起我运气多好，遇到的老师多数都是有人情味，敢和我们打成一片而不是用架子和威严恫吓我们的。一直到高中都是如此。
不知是否还有其他人记得这位老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