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时间读了雷蒙德.卡佛的两本短篇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和《大教堂》。说实话，我是在唐传奇和明清小说的浸染下成长起来的，记得小时候经常偷着读爷爷书架上的《粉妆楼》、《杨家将》、《七侠五义》、《三女乱唐》、《杨家将》、《罗通扫北》、《三国演义》等等。读小说的口味自然也就中国化，习惯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英雄人物侠肝义胆、结局圆满的小说。以至于很长一段时光里没法真正走进西方小说的世界，直到大学才有所改变。这些年也读了不少的西方小说集，比如三大短篇小说名家的，海明威的，乔伊斯的，但到底雷蒙德.卡佛的小说给我最不一样的感触。

卡佛出生于美国的一个蓝领家庭，和我们当今的剩男剩女不一样，是一个早婚者，十九岁结婚，二十岁就有了一个四口之家。为了生计，当过加油工人、清洁工、看门人、替人摘过郁金香，在写作成名之前过的是社会底层烟熏火燎的生活。但是生活如何艰难，即便时常要担心自己屁股底下的椅子被别人拿走，他还是坚持写作和上学，直至功成名就。1977年他的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1980年成为塞热库斯大学英文系教授，往后的日子还获得提名普利策奖，鲜花掌声不断。

卡佛的小说被评论家标榜为“极简主义”，评论家赫金格下的定义是：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述，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的人物。

普通的主题，普通的人物

卡佛小说的主题都是很日常的，人物也大多处于社会的底层比如餐馆女招待、修车工、面包师、推销员等等，他们为生存而挣扎，充满窘困和不如意。在《保鲜》这篇文章中，丈夫失业后再没找到工作，然后一直都待在沙发里。冰箱坏了，没法解决，丈夫还是回到沙发上，他的妻子生出一种悲凉感，感觉是生活也腐臭了?！度碜帷防锏母盖?，乘坐火车打算去看望八年未曾谋面的儿子，可是到了儿子所在城市的火车站，顿时生出一种疏离感，发觉自己根本不像见他，然后一直坐着不下车。卡佛小说人物呈现一种灰暗的色调，是一群被生活淹没的人，为了生存用尽全部的力气，情感则陷在深渊里。这显然同卡佛本人前半生在社会底层的人生经历有极深关系，就像是一个失败者在写一些失败者。

省略和空缺的手法

卡佛的小说时常对事件的起因、某些故事情节的有机联系以及结局的省略和空缺，是的小说片段呈现一种模糊性，结局具有开放性，不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终结。在《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里小说一开始就是主人公把家具清理出卧室，可是读者都不知道为什么。而在《告诉女人我们出去一趟》里，卡佛省略了杰瑞的杀人动机和过程，使得这一突发事件更具震撼性。而《在大众力学》中，开头既省略了男人离开的原因，结尾也在紧张处嘎然而止，而是以“这个问题，就以这种方式解决了”，小说并没有交代孩子的命运的结局，或者说是最后的归属。

僵硬的叙述者和有节制的叙述

卡佛小说中的叙述者往往远离事件的主体，没有表达作者观点的语言，用有节制的语调叙事。以小说《第三件事》为例。小说的前三段如下：

“我来告诉你们是什么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是哑巴，是哑巴的死这件事。第一件是珍珠港事件。第二件是搬到我祖父靠近威纳奇的农场。我父亲在这儿结束了他的余生，只不过这个可能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我父亲把哑巴的死归罪到哑巴老婆身上。后来他又说是鱼的错。最后他怪他自己——因为是他给哑巴看了《田野和溪流》杂志背面的广告，那是一则向全美各地运送活的黑鲈鱼的广告。

　　 自从弄到了鱼，哑巴的行为就变得古怪起来。鱼彻底改变了哑巴的性格。我爸是这么说的。 ”

在这一段文字里作者都没有表达哑巴的死这第三件事的对他的影响，需要通过后面的阅读读者才能慢慢体会到。就哑巴养鱼的整个过程也写得很简练，没有过多的细节描写，显得很有节制。而且叙述者都是远离主体的，经常经过他人口中转述，比如“我爸是这么说的”造成一种不确定性，具有多义性。

人物困难的沟通

卡佛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不能明确的表达自己，很多情况下，人物之间沟通有障碍，经常是听不清或者不愿意听对方的话。比如《好事一小件》中的安，原文如下：

“跑她想多和这些也在等待中的人聊聊。但她很害怕。他们也很害怕。就这点而言，他们是一样的。她想自己要是再多说几句车祸的事，跟他们多讲讲斯科蒂，告诉他们这一切都发生在孩子生日的那天，周一，他还昏迷着之类的，就好了。但她不知道从何讲起。她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再没多说一句话。”

交流的匮乏与艰难，成了整部小说集凸显的主题，不管是在父子间、情人间、夫妇间，还是朋友间，甚至萍水相逢的人之间，语言和身体的交流成了所有灰暗中最苍白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