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4年秋天，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瘟疫悄悄地在伦敦城的西部地区出现，而在第二年，也就是1665年疫情来到了最高峰，直到1666年疫情才最终结束。
伦敦此前也曾暴发过瘟疫，最著名的就是在1349年的黑死病大流行，当时伦敦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但那之后的几百年间，除1603，1625这两年之外，伦敦很少发生瘟疫。而1625的那场造成4000多人死亡的瘟疫，已经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大瘟疫”了。直到1664-1666这场笛福笔下的瘟疫发生才再次刷新了人们对于瘟疫可怕程度的认知。
这场瘟疫造成了至少七万六千人死亡（有记录说超过十万人），超过当时伦敦总人口的7成。但是关于这场瘟疫的情况，除了一些医生或幸存者留下简短零新的只言写语之外，并没有完整的记录存世，直到70年后，也就是1722年，一篇名为《瘟疫年纪事》（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的书出版。
1722年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人，很容易从字里行间，得出这是书中那位“在那段时间一直留在伦敦”的自述者H.F的亲身经历的结论，这位职业是鞍具商的H.F 有点啰嗦，有点小聪明，有点宗教狂热，但也不失理性，爱说教，总是试着用更为高级优雅的英语来说话，但却总是弄错字，暴露出自己教育程度不高的事实。他用了很多的图表，数据，表明自己是个有逻辑讲精确的人，但叙事却总是拉拉杂杂，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总之字里行间，就像我们身边熟悉的那些个普通人会在备忘案里呈现的那样。
而书中那些精确的伦敦及周边的地点，街道，旅馆等，官方的记录，布告乃于庸医，骗子的招贴，一切都是如此之真实精确，让H.F这位自称“那段时间一直在伦敦”的人的记述显得更为可信。
但是事实上，这本书，并不是某个叫H.F的人的回忆录，而是由丹尼尔笛福创作的小说。丹尼尔迪福出生于1660年出年。1665年瘟疫发生时，他才不过4周岁而已。
丹尼尔笛福被称为英国现代文学鼻祖，我们国人最熟悉的大概就是他的那部《鲁宾逊漂流记》，笛福非常擅长于用第一人称叙事，完全带入了那位虚拟主人公的角色去思考和说话。或许是因为笛福的一生都在不断地与最普通的民众亲密交往，这也使得他笔下的人物，如此真实可信。
当然笛福如此接地气的一原因之一应该就是生活所迫。因为相比起写作，笛福更擅长的似乎就是做生意，会倾家荡产的那种，笛福由于各种生意失败，尤其是保险生意欠下巨款，终身都没有还清。
诗人不幸，读者幸，笛福的不幸，让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底层的民众，从而写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的形象。他笔下的人是真实的人，既不是完全的恶人，也不是完全的圣人，就是你和我而已。
在他的这本瘟疫年记事中，他记录了各种各样的众生相，有恶丑，有善良，但是笛福依然是以一种中立的，悲悯的心去看待人的各各表现。他说
“瘟疫是令人恐惧的敌人，每个人在瘟疫面前都会害怕……我们不能割裂历史地来看待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笛福笔下400年前伦敦的瘟疫众生相，直到现在，也依然会让很多人觉得似曾相识。我们也能发现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了隔离措施和公共救济的必要性，当时的一些防疫措施，即便以今日的眼光看来，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历史总是不断重复自己，但如果人们能更多地对发生过的事件进行反思，或许面对未来未知的疫情，我们能够做得比前人更好？就这个意义而言，笛福的这篇虚构作品也并没有过时，事实上，加缪在其鼠疫中就曾引用笛福的话
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
2003年以前，笛福的这本杰作并没有中文译本，03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谢萍和张量 译为《伦敦大瘟疫亲历记》的版本，而十年之后，也就是1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许志强
翻译的《瘟疫年纪事》。 两个版本的读都似乎都不太多，而03年译本似乎更不知名一些。
老实说，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03年的版本的译文要比13年版本要顺畅得多，13年上译版可能是过于忠实于原文的缘故，并没有能照顾到中文的语言习惯，阅读起来的难度不比直接阅读英文原文要低。但是03年的版本则可能在忠实原文上稍有些不足。
因为此书早已进入到公共领域范畴，因此，我在购入了美国Heritage Press New York版该书之后，即尝试着自己来重新翻译。该书翻译的难点在于很难将主人公H.F那种错字连篇，拉拉杂杂的叙事方式用中文重现，里面的一些意思表达也可能会歧意。（参考上面两个版本时，会发现意思完全不同）而且里面提到的地名等，能难以准确的方式表达。
但是阅读一本外文书最深入的方法大概就是去翻译它了。我手头这个版本的瘟疫年记事的装帧很有特色，值得一读。封面和书匣都做出了模仿当时用来包裹瘟疫遇难者尸体的粗麻布的形象，用红色在上面打上了1665的年份。而里面的字体也是用了很有英国古风特色的字体，波普艺术的名家Domenico Gnoli 为本书所绘的插图也相当有趣。但为买这本书，经历也是一波三折，以后有机会专门说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