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六点半被闹钟吵醒，关了闹钟，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就赶紧起来了。七点的车站，大门还没有开，我从进站车的门口走进去，车站里停着的大巴中巴班车里并没有我要找的车。
出了车站，门口刚好有辆出租。从副驾驶的玻璃那里，正好能看到扎着马尾辫，戴着近视镜，还有肉嘟嘟圆脸蛋的女司机。
上了车，向北，再向东。太阳从东偏南的方丈升起，纯净温暖的光辉预示着今天的好天气。司机说，今天天气不错。我说，是啊。司机说，这下就冷不起来了，还到暖和的时候了，花都开成啥了。
我笑了，她这嗔怪气温迟迟回暖的语调像一个撒娇的少女。
快到东关车站的十字路口，遇到了红灯。路边有包子店，刚出锅的包子热气腾腾。司机说可以在这里下车，我便买了十个包子。
原打算在楼下那个蛋糕的，虽说回老家主要是大伯三周年纪念日的事情，可是我家那个长了四颗牙管我叫姑婆的小家伙，现在一见人吃东西，就啊啊地伸手来抢。每次回家，不给她买点吃的，心里还真不落忍。
可是时间有点早，蛋糕店都没开门。只有买点包子回去，好歹哄着点她。
买包子的三五分钟功夫，耽误了一辆车。因此我步行二三十步走到站台那里，等着我的已经是另一辆车了。
问司机还要多长时间才能走，他说八点走。我一看时间八点二十七分，剩三分钟。
司机说的没错，果然八点半准时出发。两周没有回去。上坡的路两边，麦苗油绿的能榨出汁来。路边粉白色的花怒放枝头，油菜花也零星开了。
小时候听很多人说，最喜欢春天。我偏偏说要喜欢夏天。近些年，我却越来越喜欢春天。不知是到了不温不火的年纪，还是身心更能融于不温不火的这季候。
和世间所有的事情一样，大伯的三周年纪念也只是个过程。尽管刚刚当上大局局长的堂姐夫风光无限，据说昨天下午来送礼的小车从村东头排到村西头。
之前，大妈说简单过周年的，家里啥都不准备，也不收礼不收花圈。但是花圈还是从门前摆到街道，大约有百十来个。
全村的人都在议论，都知道大伯的小女儿女婿是当官的，可不是一般的派头。光昨晚的礼花就放了两个小时。
上午十点多，两辆农用车拉着花圈和纸活去了坟里。花圈和纸活在路边被点着，噼里啪啦燃起大火。
男人们把花圈和纸活给火里扔。女孝子们脱了孝衣摘了头巾在离火很近的地方燎了燎。
春光美好。早桃树爆开了花苞，晚桃树的花苞还在枝头浅睡，等着更暖热的春光去唤醒她们的开放。
从坟地回去，去饭店吃饭。吃完饭，客人们陆续回家。
宴席热闹，终要散去。如同我和妹妹一前一后各回各家，堂姐堂弟们也在下午三点前回到他们各自的家。
母亲又难以排遣人去屋静的寂寥，心头空荡荡的，只能出门去三姨家，借着送还三姨忘到我家的衣服，顺便出去逛逛。
走到门口，遇到也刚刚出门的大妈。同样的寂寥，在大妈脸上尤其沉重。昨天还是一屋子的人，满街的和自家有关的车辆，那是看在眼里悦在心里的风光。如今，老宅院里也剩下大妈孤零零一人。
门前的绿草又从砖缝里长出，被众人踩踏得贴倒在地面——那是中午阳光下的情景。
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满是对大妈的同情，大妈说她感觉自己身体今年一下子不行了，眼睛看东西很模糊，还不是白内障。
我记得大妈几年前和母亲不太说话的，那是个性张扬的人。而母亲也不太喜欢那性格，和大妈一直面和心不和。
春天也许是个适合解冻的季节。也或许人生的戏剧到了最后，经历过高潮与低谷的起伏，终归平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