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此前引发舆论关注的甘肃一小学副校长强奸女生未遂案，迎来了二审判决。
本案发生于2024年4月25日下午。甘肃省临夏县一小学校园内，副校长马某与六年级女生王小惠（化名）走进了心理咨询室。大约10分钟后，两人走出咨询室。当天放学后，王小惠即向母亲告知，自己被马某性侵。很快，这一信息也被反馈给学校老师及校长。当日22时许，校长报案。次日，马某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8月29日，该案一审宣判，认定马某强奸未遂，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判决书显示，其曾约见女孩，事发后女生处女膜完整、内裤未检出可疑斑迹。马某对判决结果并不认可，提起了上诉。
二审裁定书显示，临夏州中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马某犯强奸罪的部分事实不清，因此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新审判。
司法实践中，由于证据难以保存，对于强奸罪的认定一直是个难点，那么，如何才能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证明标准？
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李肖峰律师 表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系我国刑事案件的一般证明标准。司法人员一般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证据间的矛盾是否有合理解释。如与被害人陈述同源的传来言词证据与被害人陈述存在矛盾，并非一概不予采信，而是针对证人证言的来源是否真实可靠、矛盾是否涉及关键案件事实、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否否认该矛盾、证人对矛盾能否作出合理解释等，经过综合审查判断对矛盾能够作出合理解释的，该证人证言可以予以采信。二是根据全案证据可以得出排他的、唯一性结论，排除其他可能性。如某些隐蔽性证据，未成年被害人非亲身经历不可知，若犯罪嫌疑人无法作出合理辩解，则可以反证证据真实性。三是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若无直接证据，在案的间接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此种情况对间接证据要求较高，需对犯罪动机、手段、过程、结果等均有间接证据支持，且同一指向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
而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具有高度隐蔽性，熟人作案高发，侵害对象年龄较小、羞耻心较为强烈等特征，致使案件黑数较大，发案迟延，相关客观证据、生理证据容易灭失，导致此类犯罪的证据种类单一，以言词证据为主，客观证据缺漏，“一对一”证据情形较为普遍，且高度依赖被害人陈述。同时，未成年被害人表达、记忆、感知能力相对较弱，容易受外部环境干扰诱导，被害人陈述的稳定性差、准确性低、间接性较强。
因此低龄未成年人对被侵害细节前后陈述存在不一致的，应当考虑其身心特点，综合判断其陈述的主要事实是否客观、真实。一是结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立足于联系的视角看待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证据材料。审查判断被害人陈述时，综合全案证据，结合被害人的年龄、智力发育情况、生理精神状态等，关注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识交往、矛盾纠纷产生等情况，关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癖好、异常表现，合理运用品格证据等，发挥其辅证作用，判断被害人陈述的准确性、自愿性以及完整性。二是结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进行实质审查。所谓实质审查，就是要深入案件发案的过程、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案件发生的地点、犯罪的次数、被害人的品格以及日常习惯表现、被侵害前后的行为、生活状态等内容，全面、实质地审查在案证据，且着重关注具备高度亲历性的案件事实。若被害人陈述了性侵害案件中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被害人陈述能够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相关客观证据印证的，并且可以排除诱证、诬告、陷害可能的，一般应当采信。三是结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对于诱导未成年人形成的证据，应依法作为非法证据排除。未成年被害人认知能力有限、创伤后存在心理障碍、易受暗示性等导致被害人应答能力不足，导致未成年人缺乏足够的判断、逻辑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容易受到发问方式的诱导，对于明显启发、诱导未成年被害人获得的陈述，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应依法予以排除。
